由中国公益组织和环保人士共同发起的零废弃联盟长期关注北京限塑问题。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就是一名环保达人，他基本不点外卖，很少网购，出差都自带拖鞋，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谢新源表示，北京“限塑10条”扩大了限塑范围，是一个进步，希望措施能更有针对性。“另外，可降解塑料也是一次性材质，不能跟环保画等号，使用起来需要谨慎。”

“限塑10条”还需明确的激励机制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塑料污染问题，开始关注北京的限塑行动？
谢新源：2008年“限塑令”颁布前后，我对塑料污染关注过一段时间，但不够系统。对北京限塑的关注始于2018年零废弃联盟联合8个地方伙伴在全国9地开展的“十年限塑令”商家执行情况调研。在北京，我们调研了200多个线下商户。
新京报：为了推动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你在北京做过哪些工作？
谢新源：2018年，我们在9地开展“十年限塑令”商家执行情况调研，2020年与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合作完成《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购销台账查验情况和使用数量情况信息公开申请报告》，虽然都是全国层面的工作，但都涉及北京。
2020年底，我们向北京市发改委递交了《零废弃联盟关于〈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新京报：1999年，北京就开始限制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使用，你觉得这20年来，效果如何？
谢新源：在2018年《“十年限塑令”商家执行情况调研报告》中，我们调研了北京市202家商户，其中118家提供厚度合规的塑料袋、50家提供超薄塑料袋，其余34家商户不提供塑料袋。单从限制超薄出发，还算合格，但限制超薄塑料袋不等于限制了塑料污染。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北京“限塑10条”？
谢新源：总体上看，北京“限塑10条”跟国家新版限塑令一样，扩大了限塑范围，我们希望措施也能更有针对性。“限塑10条”多处提到“创新”，但一般是指科技创新，我认为对于限塑工作而言，制度创新才是第一生产力。
“限塑10条”第七条提到，建立重点用塑单位报告制度。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旧版限塑令之所以效果不突出，就是因为台账制度存在缺陷。“限塑10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应当提出更有前瞻性的目标：用塑料报告制度覆盖重点行业各个企业使用的所有一次性塑料用品(包括可降解塑料)，记录其来源/去向、用品类型、材质、进货/出货数量、价格、日期等信息，以便让限塑成效评估有坚实的基础。
“限塑10条”有多处提到“重复使用”或“重复利用”，但也没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建议建立耐用包装押金制，如快递包装押金还箱制、耐用外卖餐盒押金制、玻璃瓶押金制等。

应谨慎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品

新京报：日常生活中，你是如何践行环保理念的？
谢新源：我的随身背包里一般会带有筷子、勺子、水杯，也塞着两三个结实的塑料袋(不在于材质，而在于重复使用)。有时候会自带一个专门用于装面点、熟食的可重复使用打包袋，出差时还会自带拖鞋。这样就能避免使用大部分一次性用品。
虽然会有一点不便，但我会保持少点外卖、低频网购的习惯，除非外卖餐具和快递包装改用重复使用方案。毕竟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而是向子孙借的。
新京报：对于限塑你还有什么建议？
谢新源：要谨慎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品。
因为可降解塑料仍然是一次性材质，不能跟环保画等号。而且区分可降解和传统不可降解塑料，对于公众而言比较难，即使具备相关知识，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可能无法将二者分类。例如，全生物降解塑料需要与厨余垃圾共同堆肥才能降解，但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公众将传统塑料跟全生物降解塑料一起投入厨余垃圾，都会破坏北京市刚有起色的垃圾分类工作。